第十六章 自白书(1/3)
我出生于公元2009年，如果按这个时间计算，我今年四十六岁。
我出生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小城镇，父亲是一位儿科医生，母亲是一位大学计算机老师。
我父亲常年参与各项医援行动，有时候他会带上我。2020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后，他加入了各省组织的移动医院项目，我母亲也辞去原有的工作，前往部队学院进行基础教育指导。
2023年春，我主动申报了国家第二军医大学并被提前录取。同年8月，联合军队对东亚地区施行第二次大规模轰炸，四百万人丧生火海。我的学校在数千枚导弹的饱和式轰炸下，同那座我还未曾见过的城市一起化为废墟。
再同年10月，东南沿海地区前后经历六次小型战斗机轰炸，我的父母，分别在第二次和第四次轰炸中丧生。
我并没有其他亲人，在尸体确认名单和牺牲者墓葬纪念碑上找到他们的名字后，我借母亲生前留下的一些代码程序，黑入社保系统，篡改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十四岁生日那天，我征军入伍。
由于缺乏实际Cao作经验，部队先将我送往东部军区临时搭建的军医学院，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统一培训。而四个月后，我被提前派遣至解放军第七特战营第三连五排二班担任随队军医。
与我同时被派遣编入的，还有一位本家医生。他是我在军医部队学习时的外科手术导师，从业多年，经验丰富。之后的两年里，我都和他服役于同一支部队，我们一起工作。他给了我非常多的指导，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们部队常常在极端环境下行军，我们班是狙击手班，那时候有一个小个子，年纪最小，枪法最准。一次成功的行动后，我们在哨兵找到的矿洞里休整。晚上，大家一起围坐在烧得旺盛的篝火边，吃刚刚烫好的罐头。
“我滴乖乖！”
小个子放下才吃一半的rou汤，在篝火边上上窜下跳，红色的墙面上全是他小猴子般乱晃的身影。他一指一指本家医生和我，对朝他挤眉弄眼的几个战友大叫：
“‘大王医生’？‘小王医生’？我、滴、妈——没见过这么难听的！”
他们都笑他，都要欺负他，把他拧在地上，问他那要叫什么？
小个子拍地板求饶，喊：大的要叫他王医师；小的叫他，“梦医生”。
那几个一身伤疤的小哥哥们继续拧他，笑话他，还要把自己罐头里的rou碎悄悄添进他的碗里——和梦医生的碗里。
那晚我们挤在一起睡觉。篝火的明火灭下去，只剩几块暖碳在噗噗燃烧。黑黢黢的山洞里，他们把我和小个子挤在最中间，一开始，他被鼾声吵得睡不着，就拼命窝进我怀里。
他还睡不着，因为今天凌晨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开枪杀敌。小个子用防弹背心把我俩的脑袋都盖起来，在一片绒绒的热气里，用最小的声音问我是几月份生的。
我告诉他，我证书上写得是十七，实际上十五，我和他一样谎报。
他听完，“咯吱咯吱”的笑声差点把一屋子人都抖醒。扭七扭八，他从我怀里爬上去，把我抱进他怀里。因为这儿只有我比他小。
他乐死了，他有弟弟了，恨不得现在就跳起来蹦跶。他第二天天没亮就跳起来蹦跶，蹦跶了好几天。
可能就是因为他太喜欢蹦跶，子弹才会射穿他的脑叶。
人在死去。我们班的人数在减少，所有部队的人数都在减少，合了四次班后，原二班的战友只剩下我和本家医生。
因为特殊兵种人数在急剧减少，大量普通士兵在短暂的集训后也被编入特种部队。第二次合班后，我们班的班长是一名二次入伍的老兵，但他并未上过战场，他上次退役是在和平的千禧年间。
十一国联合防线绵延上万公里的战壕里，炮火连天。我扒开土黄色的血沫，将他们两个从机枪弹幕中拖回战壕。又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在不远处响起，我耳朵很痛，一直在耳鸣，只能看本家医生不断涌血的嘴来分析他到底说了什么。透过硝烟，我看到他说：
“手、没、了、不、能、再、做、手、术、先、救、班、长......”
我肯定不可能先救他，因为这句话是他的遗言。
班长也要说话——全是炸弹，周围的土地在晃动，我怀疑它马上就要裂开——你们这时候能不能不给我添乱？
班长嗓子很哑，他的口鼻到气管可能淤积满结成粘膜的血ye，可我空不出手来给他矫正呼吸。
班长说他“儿子比我大两岁，书读得稀烂稀烂。”
他说“梦医生你十六啊，你十四岁拿的最好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你十六岁应该谈恋爱！应该在学校Cao场上和同学们打篮球，在图书馆里念书......”
我帮他捂住身上十六个弹孔，还有六十一个捂不住。
我学校被炸了，我跟他说。
他说：“啊？......啊？......”
我不再记得之后的战友，不再记得之后与我搭档的军医，因为他们都会死去。跟随上百个大小不一的部队，穿越十多个国家，六十多个战区，经历成千上万次战斗，战役，特战任务，行军......我救过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会死去。我不再是队伍里年纪最小的，比我更小的人，他们也会死去。
那为什么我还没有死？
我可以自杀，枪很方便找到，它们在遍地的尸体上。我也可以撞向敌人的子弹，我可以跑进弹幕里，我可以跑向炮弹飞来的位置，我们还有刺刀。
但是我听说，有个地方，进去的士兵再也没有出来过。
如果我还有什么能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奉献的——那时候的梦医生这样想：我还剩我的身体，以及我的性命。
十九岁，我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国立第四生化研究所。
我是主攻极端环境下紧急抢救的辅助军人，医生，不一定是科学家，但我也清楚实验并非一蹴而就。尽管进入四所前我们都签署了协议，自愿放弃人权，但在给我们进行药物或射线等各种类实验前，四所的研究人员还是会询问我们是否愿意。事实证明，这会让实验品误以为自己还在人间。
我接受任何项目实验，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出现任何数值变化。
而研究人员通过无孔不入的监测很快就发现，任何打入我身体里的药物都会以极快的速度被代谢成无机物。稍加深入研究，他们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药物在我身体里产生了作用，但是变异或死去的细胞很快就消失了，新生细胞会在一瞬间取代它们原有的位置，确保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行。
好像创伤在这具身体上不允许发生。
他们询问我的病史，询问我曾经受过怎样的生理创伤。我坐在白色的实验椅上，一一回答玻璃窗后一整排白大褂提出的问题：我曾多次体检，我小时候感冒去医院吊针，我摔下战壕跌破膝盖，身上的多处擦伤到第二天黎明战斗结束都还在流血，愈合速度很正常，至今为止那里都残留着一点点淡淡的疤痕。
同盟军队派遣过来参与联合实验的生物学专家轻轻抚摸我被拘束带牢牢绑在银白色实验椅上的手腕，一次“意外”发生，激光烧穿了我的心脏。
一分二十秒后，我清醒过来，白色拘束衣上挂着至少两千毫升的人体新鲜血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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