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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刘铭传主台后，查办的官员不在少数。镇海前军记名提督方发剋扣饷银，勾结知县陈海贩运烟土，听任，以致营务废弛；镇海前军右营总兵桂占彪“减发银两，扣发存饷”，紊营规，实属大法纪；游击郑有勤、守备张安珍、候补知县徐石麒、县丞凌云等“侵冒饷银”“怂恿为”等等……对于这些违法违纪官员，不论何人，所任何职，刘铭传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刘铭传在台湾掀起的反腐风暴来势凶猛，一时间官场震慑，风气大变。但也有人指责刘铭传，说他借整顿吏治清除异己。特别是刘璈一案，众说纷纭。台湾史学家连横说过，刘璈有“经国之才”，如果刘铭传不将其治罪，而用他来辅佐自己，则刘铭传治北，刘璈驻南，以此经理台疆，南北俱举，必有可观。可惜的是，刘铭传不能容他。连横为此叹：“非才之难，而所以用之者实难，有以哉!”

台湾经济落后，财政窘迫，最缺的就是钱。早在台湾建省时，刘铭传就打报告说，台湾一旦建省，筹办防务、确定省会、增设郡县、修筑衙署等，所需经费非百万以上不可，以台湾现有财力，实难自筹自办。他之所以不赞成上建省，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清廷采纳。

然而，这一切来之不易。几乎每一步都困难重重，而来自各方的阻力更是难以想象。

这一来，刘铭传被狠狠将了一军。其实，这笔钱早被刘铭传光了。台湾围困期间，他向当地士绅借了一笔钱，讲好了战后归还，包括补偿和奖励，约为三十多万两；还有战后台湾裁军四十营。这些官兵退伍后需要补发饷银、支放军米等，这笔钱也要三十多万两。可刘铭传当时手中没钱，只好把那六十多万挪用了。这也是无奈之举，没想到居然被查来了。他一看瞒不过去了，只得据实禀报。可回复是，你说的这些支凭据不足，且不合程序，不能作为抵消，默许你移作办防急用已是通了。言外之意，不查你已算是给面了。

光绪十一年（1885年）底，阎敬明上调军机后，他的接任者是翁同龢。刘铭传继续打报告争取经费支持，同样空言往返，未见分文。更要命的是，不给钱就算了，反而通过对台湾全年的财政审计，查台湾有三大项收没有上报。这三项收是人丁税、额定征粮和海防捐银，计有六十多万两。他们对刘铭传说，你不是说没钱吗？这钱哪去了？如办防需要，这笔钱可以急用啊!

可尚书阎敬明是个大抠门。他的回复是各地都在向伸手要钱，比如河工、赈灾等等，哪一个不急、不重要？可库经常告罄，寅吃卯粮。他还说，台湾不比新疆，产较丰，里的意见是“以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刘铭传提能否从粤海、江海、浙江、九江、江汉五关每年提取三十六万两，以五年为期支持台湾的建议也被驳回。

刘铭传的新政充满了创新神，“于举国未为之日，独先为之”。在他的大力推动之，台湾很快从一个半开化的府一跃成为“全清国最步的一省”。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的士称刘是一个“伟大的巡抚”，并说无论在行政上的革新，还是在工业上的改革或改革尝试上，刘铭传都走在了全国前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有人把他称作“伟大的国者”“台湾的现代化之父”。连横先生称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

不过，有一可以肯定，刘铭传治台数年，并非完全以“派系”画线，以“门”取人。比如，他对陈鸣志的任用就很说明问题。陈鸣志系湘人，官居江苏候补。刘璈革职后，刘铭传提议用他时，有人在他耳边嘀咕说：“湘人门重，台南将吏皆湘人，陈亦湘人，恐对公不利。”但刘铭传看到了陈鸣志的能力，持使用，后来陈鸣志在任上果然得不错，成绩显著，广受好评。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刘铭传还专门打报告为陈请赏，称他“自署任以来，整顿营务吏治，不惮劳怨，于军务、洋务尤为熟悉，为员中不可多得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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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哭笑不得，面对这些的官僚们毫无办法。说，他们章办事倒也没错，可这一来却把刘铭传害苦了。台湾建省之初，刘铭传就计划在澎湖购炮筑台，预算为八十万。这项计划事先征得了闽浙总督杨昌浚同意，后来炮也买来了，看付款的时间到了，钱却迟迟没有落实。洋人讨炮款，违约将引起外纠纷。刘铭传真是急了。他连忙上奏朝廷，请求拨款，朝廷批示：“着速议。”可的司员们卡着不办，说是台湾那三项隐瞒未报的收还没说清楚哩。

办。宜兰县令王家驹公然勒索富绅周家芳，为周家就范，还把周家芳的兄弟抓了起来。周家向刘铭传告状，刘令王家驹放人，可王拒不听命。刘铭传派人查清况后，得知王家驹在办理捐款中收受贿赂，随意增减甚至免除数额，存在“诸多不公”。于是立即弹劾王家驹，将其革职查办。

基隆煤矿曾是台湾创办最早的一家新型企业。该矿开办于同治三年(1864年)，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中法开战后，为了避免资敌，刘铭传令放将煤矿淹没，使之成了一座

刘铭传抚台六年，殚竭虑，勇于任事，其公认的五大功绩有办防、抚番、清赋、新政和调整行政区域，而且每一项功绩都可载史册。特别是他推行的新政，如电线、电报、电力、邮政、船、学堂等一系列新兴事业，都有开创，有目共睹。当时，大陆铁路还是禁区，但他却率先修了一条基隆至台北的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此外，还有两条海底电缆，一条由沪尾海至福州石川，全二百一十七公里；一条由安平海至澎湖妈港，全九十八公里。

然而，对于这样的批评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许，刘铭传对刘璈的置掺杂了派系因素，但那“辅佐”的假设也只是假设而已，或许只能是一厢愿。

后来，刘铭传又打报告请示，说台湾“改设行省，经费浩繁”，请求支持。在一份报告中他大声疾呼：“台湾现在整顿海防，抚番招垦，百废待兴，经费支绌万分。从前闽省岁资台饷六十万，积欠至三百余万之多，自上年(光绪十一年)五月至今，毫无接济。台用亏竭，中外昭然。”

然而，最大的阻力还不在这里。由于清规戒律和保守势力的阻挠，刘铭传的一些计划和设想往往不得不半途而废。

既然向上要钱的路走不通，刘铭传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一方面，他鼓励兴办工商业，主张招商兴市，提“自，必先致富，必先经商”，同时设立全台招商总局，以各优惠政策，向海外招商引资。他还派遣相关人员赴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向南洋等地招商。他还广开财源，开征了各厘金税和商税。刘铭传认为，台湾产丰富，如煤、盐、石油、茶、樟脑等，均为饷源所系，如果整顿厘税，裁汰陋规，可兴地方之利，以养全台之兵。当然，刘铭传开征厘税的法，也遭到很多反对，包括在台的洋商们，因而推行的过程中阻力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