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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车又停了两站，车里的人多起来，基本所有座位都坐满了。学校的教师大都是中国人，也有几个教日语和日本礼仪的日本教师，他们和中国教师来往不多，也很少坐通勤上班。一位和王耀熟识的数学教师坐到他旁边，此人非常健谈，一坐就注意到王耀的手：“王老师，这冻疮怎么更严重了？”

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王耀循声望去，只见几名着“风纪”袖标的三学生将一名一学生围住，大声斥责谩骂，几个人推搡着把一生跪在地上，为首的一名三生抡圆了掌搧那一生嘴，一生被打得哀叫哭喊，但打人者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王耀猜测这个和他并肩前行的日本人可能住在这一带，如果先到达日本人的目的地，他就可以从这古怪的同行者边解脱了。可是他们已经渐渐走南北台的社群了，日本人仍然没有抵达的迹象，反而是跟着王耀，丝毫没有分扬镳的意思。王耀甩不开他，也只能一直朝自己家走。

在永远刷不净的槽边就着能冻死人的冷抹了几把脸，迅速刷牙漱，牙齿还是冰得发疼。打开碗柜取个装着的盘，匆匆啃了几又冷又的苞米面饼，大米白面是专供日本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只能吃苞米面、粱米和小米，如果吃了大米便会被当成经济犯抓走，但是总有人铤而走险去黑市买大米，屡禁不止。勉把咽去，王耀到胃隐隐作痛，胃痛是老病了，期吃冷导致他患上慢胃炎，偶尔会发作一，他已经习惯于忍耐。

是生活富裕的日本人，这些档社区的安保是最严格的，没有特别许可，中国人绝不能踏半步。不，满洲国的中国人并不能自称中国人，他们是满洲人，说着汉语和不不类的联合语的满洲人。严格的民族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人们必须认清自己的份，在日本人的铁律小心翼翼地活着。

“我叫本田，”日本人说，“本田。”

“为什么学西洋画？”日本人问，“我以为满洲人更研习中国画。”

“昨天去山里写生了，回来就变成这样。”王耀意识捂住右手。

车里已经坐了几个人，都是学校的教师和工作人员，虽然看着脸熟，但王耀叫不上来他们的名字。王耀随便找了个位置坐，所有的座椅都不怎么净，脏是所有公共场所都难以避免的，每个人都习惯，习惯但依然嫌弃。

“也没多远，”王耀笑，“我坐电车去的，就是邓尔那一带，离西天矿不远，没有抗联的人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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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本田先生。”王耀再次谢。

车发动了，由于冰雪路面的缘故，车行速度很慢。窗外的建筑向后方退去，转角现几个日本人，押着一名中国囚犯，不知又是犯了什么罪，对这司空见惯的场面人们已经懒得去好奇了。王耀收回视线，把右手上的无指手摘掉，检查指关节上的冻疮，无指手俗称“手闷”，是越冬的必备品，但是着它手会十分笨拙，而且也并不能完全防止冻疮产生。王耀试着弯曲手指，立刻觉到冻疮撕裂的疼痛，想到今天还要上8节课，他不禁开始发愁。

穿上厚大衣围好围脖，又上厚厚的无指棉手，王耀拎起提包了门，很快呼到清冷刺骨的空气，此时天上的黑褪去了一些，建筑的廓清晰起来，北风的呼啸撕开静谧的空气，仿佛一个鬼魅在空的街上穿梭。王耀踩着积雪前行，走他所居住的社区，来到主上。路上的行人全都行匆匆，矿工、女工、商贩、教师，全都赶着去往各自的工作地，偶尔有一两个刚“班”的□□懒洋洋地走回住去。

越过公园，后面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公寓了，这里其实也是日本人建的房，但大都租给普通中国人住，像王耀一样有工作的中国人很多都租住这样的公寓。

“纯属个人喜好，”王耀不想多聊，“我画西洋画更趁手。”

日本人忽然开了：“你是在哪里学的西洋画？”

王耀看了一日历，明天是星期三，他有一整天的课要上，而日本学监偏要在明天来学校视察，全校师生都要像士兵似的受检阅，他得打起十二分神来应付。他放画，随便洗漱一便上床睡了。窗外北风呼呼过，双层玻璃窗被震得直响，一直响人的梦里去。

“你留过洋？”日本人似乎有些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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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间，车已经开校门了，王耀所在的这所中是日本人建的，崭新的校舍是典型的日本人风格：足够，足够气派，模仿西方却又不像，结果成了所谓昭和时代的“日式建筑”。王耀和其他教师一个挨一个车，向教学楼走去。背着书包的学生三三两两走校门，见到老师便站住行礼，一声“呕哈腰狗匝姨妈死”，学校规定师生在校园里必须全说日语，无论哪国学生都是如此，而实际上学生几乎都是中国人。不止这一所学校，整个满洲的学校都是如此，除了小学一年级学生以外，其他学生一律要说日语，每个年级的学生前的牌颜不同，一就能看是几年级的，谁也别想混摸鱼。

第二章

“不客气，”本田忽然摘帽，行了个西式的脱帽礼，“告辞。”说罢，他转离开，穿着军装大衣的背影很快消失在雪夜中。

“我会的，放心。”王耀。

“日本人才不呢，只要有嫌疑就会抓你，你可要小心。”数学教师嘱咐。

路上有巡察的日本宪兵迎面走来，但看到王耀旁边的同伴，宪兵们便径直走过去没有阻拦。

很快，一辆通勤车站了，正是王耀学校的。车停稳后，车门自动打开，王耀踩着踏板上了车，一汽油味扑面而来，暂时避开北风便觉好受了不少，但这汽油味又令人不舒服，有时还会夹杂着呕吐的味，10个人里总有1个车的。

王耀来到通勤站，等待通勤车到来。已经有几个人等在那里，但没有一个是王耀的同事，同事们大都住在离学校较近的社区。通勤站设在住密集的区域，各单位的通勤车据人员需要而决定停靠哪些站，王耀所在的站人算是少的，但每天也会有20多个人来等通勤。寒风凛冽，站又没有能避风的遮挡，人们都缩着脖搓手跺脚，时不时张望灰茫茫的远。

“是的。”王耀说。

看到本田走了，王耀终于松了气，转上楼。他住在三楼一间小公寓里，推开房门，里面是一间很小的卧室和小得不能再小的厨房与卫生间，房间里没有多少家摆投，他的薪虽然尚可，但支付了房租和日常开销后也不剩多少，画画又是一件需要钱来支撑的行当，所以一切能省则省。

普通中国人住的简陋房里没有气，家家都装炉取，但是炉火不能成宿烧，一是烟大，二是废炭，所以早晨的房间冷得如同冰窖。为了保，王耀每晚都把衣服压在被上，早晨再伸手抓被窝，在被底把衣服穿好，保存温。即使这样，他也常常在夜里冻醒，并且早上醒来后手脚冰凉。

到楼门，王耀对日本人说：“我到了，多谢您送我回来，先生。”

“住手！”王耀大喊一声，快步走过去，猛地抓住三生的手腕。

天还没亮王耀就爬起来了，冬天天亮得很晚，早上都得摸黑起来收拾准备上班。

王耀犹豫了一，还是如实说：“英国。”

“山里？这时候怎么还能去？”数学教师压低声音，“最近日本人到抓抗联呢，我邻居一家就因为来了个山里的亲戚都被带走了，你还往山里去？”